吕坤慈善思想初探的论文

  吕坤慈善思想初探的论文码] a [文章编号] 10084738(2012)03000404吕坤是明代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,为人“刚介峭直,留意正学”\[1\],学术界对其早有关注。在此,笔者想就吕坤的慈善思想这一问题,谈一点粗浅的看法。一、 慈善动机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所谓的善人,他们的所谓善举也是史不绝书,而且他们的慈善动机,各有不同。从积极的角度看,有的人希望实行善举,获得良好的社会声望;有的人则盼望自己的善行能给自己或家人乃至于后代子孙积德、造福。从消极角度看,有的人则是单纯的沽名钓誉,甚至借慈善谋取个人私利。相比之下,在吕坤的心目中,君子实施善举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行善本身,其动机是很单纯的。他认同这样的观点,即君子应该自为善,而不是希望借行善来趋吉避凶,更不应该“求人之誉,怨人之毁”。即使“善者皆凶,而君子不敢避善以趋吉;善者皆祸,而君子不敢忘善以徼福;善者皆毁,而君子不敢为善以邀誉”。所以,行善的最高境界是:“其吉也,福也,誉也,君子之为善自若也。反是,君子之为善,亦自若也。吾为所当为,如饥之食,渴之饮耳。吾不为所不为,如饥不食堇,渴不饮鸩耳。吉凶、祸福、毁誉,听其自来也”\[2\]367-368。可见,吕坤的慈善动机是,为善行善。二、 鼓励行善之法在吕坤生活的明朝万历年间,贫富差距巨大,社会严重不公平。那时,“富者田连阡陌,金满箱囊,饫甘饜浓,踏繍铺锦,歌儿舞女,醉月眠花,画栋雕梁,乘坚策肥,其狼藉暴殄之余,犹足以呕僮仆而饱狗彘。乃耕夫织妇,早作夜勤,祁寒暑雨,黧身枯面,枵腹攒眉,儿羸女鬻,终岁辛苦如马牛,而一家衣食如乞丐。WwW.11665.cOm又瞽目残肢,孤儿独老,菜色鹑衣,为沟中瘠,为道边殣者在在有之”\[2\]279。众所周知,不是所有有能力的人都会自觉的投身于慈善事业。需要采取办法,唤起他们慈善意识,鼓励他们从事慈善事业。这一点,古今同理。当时,有的人已经认识到:“善则誉,不善则毁。虽然此理也,此圣人教人不得已之说也”\[2\]368。吕坤则将事前“劝导”和事后“奖励”作为鼓励人们从事慈善事业的方法。吕坤的“劝导”之法也有几种不同的具体方式。在道德层面,吕坤是以“天命”唤起人们的慈善意识。首先,吕坤指出了社会上存在贫富差距,有需要提供帮助的穷民,这是客观存在的现象。正所谓:“不能无有余不足者,天地之数也”;这是由“天命”所决定的,是不能以人的意愿为转移的。其次,吕坤告诉富有之人,贫穷无告之人同他们一样有着追求富足生活的渴望。他明确指出:“诸无告人不可胜数,彼其骄奢安逸之性岂与我殊哉?”最后,吕坤告诫富人应当为穷人所处的困境负责,因为“敛群不足铸我有余,富者之事也”;“不杀穷汉安得富”。吕坤希望富者能用仁者之心,以“损我有余益彼不足”的信念来从事慈善事业,帮助穷人度过难关。这样一来,富者就能够得到上天的庇佑,即使“不发其身”,也能“发尔子孙”。倘若,富者一味追求奢华享受,而不愿行善来帮助穷人,“不肯乐分与以益彼之不足”;则将会“积孽其躬,而获罪于天矣”。因为吕坤相信,上天是公平与正义的代表。若富者为富不仁,“将施予不能”;“天何亲何私?尔何功何德,而令久享此乎?”\[2\]515-517,1268,279在官府层面,吕坤强调“善不独行,当与善者共之”。在这样的理念之下,他认为,官员应当“行劝义之令”,以百姓父母之心,亲自登门拜访富裕人家来劝导他们行善。例如,灾荒之年,“掌印官执一薄籍,少带人数,各裹餱粮,徧到乡村,看得衣食丰足房舍整齐之家,便入其门,亲与讲说。或愿舍米粮若干担,或愿煮粥若干日,饲养若干人,务尽激劝之言,无定难从之数。如有所许,即令自登簿籍,待年丰少宽岁月,或官或民照数补还”\[2\]927。吕坤希望通过行善之人进行奖励,以树立典型,鼓励人们多做善事。仍以救济饥民为例,吕坤决定:“舍粥之家,费米五石以上者,纪大善一次。十石以上者,纪大善二次。二十石者,给与免贴一张,犯笞仗罪名应的决者免决,应纳赎者免赎。三十石以上者,州县呈送该道送牌,仍给免贴一张。五十石以上者,州县呈本院给与冠带。本院送扁,仍各给免贴二张。其所活人数,亦照官簿纪名。将散之前五日,有司官亲至舍场,查簿审人。众口称德,活千人以上者,本院亲至其门,仍题请冠带旌奖,请入乡饮,仍给免贴五张,子孙犯死罪

  以下,虽难免罪,不许加刑”\[2\]974-975。明代的乡饮(也称乡饮酒礼)源自古礼,是由地方官宴请当地年高有德者于公堂,其意为敬老尊贤。按照当时的规定,应天府及直隶府州县,每年春正月、冬十月,府、州、县官员与学官率士大夫中年长的,于学校举行乡饮酒礼。在外行省所属府州县也皆效仿京师,其民间里社,以百家为一会,粮长或里长主持,百人内以年最长者为正宾,其余按年龄而坐,每季行之于里中\[3\]。乡饮在明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,“国家大典,莫重于此”\[4\]。吕坤准备将最为热心慈善,乐于助人之人请入乡饮。这足见其对善人善举的巨大鼓励和赞许。另外,吕坤还注意利用“乡约”来强化人们的慈善意识,激发人们行善的热情。所谓“乡约”本是古代基层社会的民众在地方绅士、乡宦、老人的号召下,以美风俗、安百姓、勤赋税、弭盗贼为宗旨的自发订立的乡规民约,又代指负责召集执行该项活动的主持人。乡约作为一种有效的传输官方意识形态、实施社会教化的工具,在明朝一直被官方和地方绅士所重视。万历中叶以降,一些知识分子及官吏,充分意识到了国家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,他们把讲乡约和实行乡约制度作为充实乡村社会治理、共济里正、保甲制度的一种有效手段,以取得挽救人心的目的。这时的乡约主要任务就是进行对本约的约众的日常管理,同时每月朔召集约众宣讲圣谕等有助教化的材料,其核心任务就是通过约中的成员的互相监督、感化、劝说达到重振乡村秩序的目的\[5\]。由此可见,“乡约”对约内的成员有相当大约束力。吕坤将“舍义学义塚,舍衣舍饭”;“救人贫苦,助人婚丧”等善举作为应纪善事,纳入“乡约”,并划分为大、中、小三个等级;希望“仰乡约遵照执行”。同时,吕坤作为政府官员还将按照乡约中“纪善薄”的记载情况,对行善百姓施以优待、鼓励乃至免罪。比如,吕坤规定:“百姓有大善,人所共知,众所推服者,许约中百姓连名不时揭报。掌印官申详本院,以憑优奖。其尤关系风化伦理者,仍送牌匾鼓乐花红,以示旌異。”此外,“凡小善五次,中善三次,俱准大善一次。纪名于旌善亭,上面大书姓名,下面分纪实事。凡犯公罪,到官仗一百以下者,应纳赎免其纳赎,应的决免其的决,牌上仍存姓名。若犯私罪,免纪恶一次,罪姑减半”\[2\]1078-1080。 注意的是,吕坤虽然采用了多种方式劝导和奖励富者出钱出力,发展慈善事业,救济民众。但是吕坤主张:“民之好义由感不由劫”\[2\]952。这说明,他鼓励富者从事慈善事业的主要立足点仍是让富人自愿行善,而不是依靠官方的压力和摊派来迫使他们行善。吕坤在这里指出了慈善的本质之一——“自愿”。这与我们现代的慈善活动的原则也是契合的。因为在现代的慈善事业中,捐助人可以出于个人内心的意愿,在不被强迫、不被要求、不被胁迫、不被裹挟、不被欺骗的前提之下进行慈善活动\[6\]。王 安:吕坤慈善思想初探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年第3期 第25卷第3期三、 慈善事业构想经初步研读史料,笔者发现,吕坤的慈善事业构想主要包括:救助无依无靠的残疾人以及建设仓储制度两个方面的内容。(一)救助无依无靠的残疾人残疾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付出的代价,自有人类开始,就有残疾人的存在。吕坤作为一名实干的政治家,深刻体察到:残疾人,特别是无依无靠的残疾人,作为弱者,所面对的困难甚至比鳏寡孤独还有要多。他说:“夫鳏寡孤独,古称无告之民,言颠连苦楚无人可告诉者也。此四者,虽云无告,然眼目明,手足便,老妇与人执爨抱儿,老夫与人看守门户,犹可收留,纵使行乞,犹得方便。至于笃废之人,手足单损,眼目双亡,又加之以鳏寡孤独,做活则手眼伤残,乞食则坑堑倾跌,此非无告中之尤无告者乎?”\[2\]964尤其难能可贵的是,吕坤作为一个官员对残疾之人不仅有着深切的同情,而且对残疾者还给予应有的尊重。比如,他认为盲人虽然双目失明,但是能够精通音律,自古受人尊敬,“皆是人也,非贱也”\[2\]391。同时,吕坤在施政的过程中也注意到了残疾人这一群体特殊性,对其进行照顾。例如,灾荒之年,官府施粥之时,吕坤就考虑到残疾人难以承受往来奔波之苦,主张由其无病家人来领取救济的粮食\[2\]168。吕坤从律法和人情的角度,阐述了官府对残疾人救助的必要性;律法方面,“凡鳏寡孤独及笃废之人,贫穷无亲属依倚,不能自存,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,杖六

  十”。在人情方面,官员若对残疾人“弃而不收,使其叫爷呼娘之声徹于里巷,而为民父母如罔听闻,法且不言,情将安忍?”\[2\]964在吕坤看来,官府需要救助那些无依无靠,无法生存的残疾人。但是,如果尽数收养,一人岁费米布可得银三两,官府财力有所不济。所以,他根据残疾人的具体情况,设计了不同的救助办法。首先,应做好残疾人基本情况调查。各县掌印官应将“瞽目残肢之人,但系本县及自幼失迷乡贯者,一面行各约,一面行里老十排尽数查出”;倘有漏报则施以重罚。“漏报一人者,甲长十排重责,即罚本犯收养。漏报二人以上者,该吏提究。漏报五人以上者,有司虽贤径註下考。”然后,官府对不同的残疾人采取不同的救助办法。“六十以上无妻子兄弟,十二以下无父母兄弟者,径收养济院。其五十以下十三以上,尽数收入寺庙,教习生艺”。按照吕坤的设想,在寺庙中学习谋生技艺的残疾人在学艺期间,将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,“官给草苫煮粥炒豆,不令乞食,耽误时日。”同时,由官方出工食谷,聘请教师教残疾人技艺。残疾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残疾情况选择学习不同的技艺,瞽目之人学卜算、说唱曲艺,跛瘸瘫痪之人学习各式手工艺,由官府提供工具和工本。此外,官府还应注重对他们习艺效果考核,比如,那些学习说唱曲艺的残疾人“仍每月掌印佐贰考验,如果多记熟记者分外加赏棉袄一个,不肯学习者,逐出不准周济”。在残疾人所学习曲艺内容和形式上,吕坤也有特殊的要求:形式可以通俗易懂,内容必须是劝世良言,可以使“愚顽百姓听之回心”。总之,吕坤希望残疾人通过习艺可以“专一艺之能”,可自存活;“是一年所学,可省一生养济矣”,并且起到“劝化愚俗”的作用。对于另一部分残疾人则另设“冬生院”恤冬。实际上,冬生院是吕坤为“六十以下五十以上无目残疾之人”设计的季节性庇护所。“每年十月初一日起,至三月初一日止”,那些残疾人就住在冬生院中,男女分开居住。由老人一名,火夫三名掌管此院。每日所需米豆由官仓支销。冬生院闭院之时,冬生院内暂住的残疾人则仍旧乞食为生。吕坤并不主张完全由官府来进行针对残疾人的救助。他也鼓励民间的义士善人参与到救助残疾人的活动中来,或是直接收养残疾人,或是代替官方主持冬生院;“若富家阴德能如此行,有司申报本院优旌,年久善多者冠带乡饮”\[2\]1125-1127,964-967。综观吕坤的残疾人救助构想,笔者从中发现了若干特殊之处。第一,对残疾人的看法于同情中蕴含着尊重。第二,其构筑的救助体系虽然不完善,只有无法自存的残疾人才能救助,而且有一部分残疾人只能在冬季得到临时的救济;但是,在救助方式上,生活在明代的他已经在对残疾人实施供养的同时,采用了因才施教,因材就业的方法。这与近代“教养兼施”的救助模式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。第三,吕坤救助残疾人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解决残疾人的基本生计问题,也是为了能够教化百姓,挽救日益沉沦的传统社会道德。同样值得指出的是,吕坤主张救助残疾人,但在法律上,对残疾人是一视同仁的,一旦残疾人犯法,“难以笃废之人滥從宽免”\[2\]967。(二)仓储制度仓储积谷在中国古代救灾备荒的过程中,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正所谓:“仓庾如洗,虽十尧、舜,不能活一饿夫;朱玉如山,虽人与千金,不如给一升粟。”\[2\]166当时,吕坤作为执政一方的地方大员,对仓储制度建设也是十分留意。有关仓储制度的建设,吕坤曾有建立“三仓”的构想: 第一,建立“两利仓”。其具体作法是:“凡官银,除正项起存外,其余新旧貯寄在库各色银钱,但遇穀贱之年,尽数糴买,分为三等,极贫平借,至秋抵斗还仓。次贫息借,至秋加二还仓。稍贫赊借,以春放之直收秋成之穀。其三借多寡之数,悉令乡甲长保催,以防逋负。其仓分立于乡村,远近之间,以便出纳。不五年而粟倍,倍则以额粟还官仓,以倍粟为社本。凶则当年缓三借之征,大凶则极贫免还,寡妇孤儿之贫者免还,流移者免还。息借、赊借者待丰年而还。”第二,兴建“乡会仓”。其兴建办法是:百姓交纳救命会钱,“一月两会,各量其力,多者一会钱百,或五十,以次差减。极贫者钱一十,立为簿,以约中殷实公平者掌之,不许借放,以起争端。须穀贱之年尽数糴买,露囤一处,不必敛散,以防侵冒。至大凶之年,誓神报官,照本分给,各救身家。好义之人不愿分领者,官给旌奖。其不愿积者,不必

  责,另造册报官,凶年公私俱不准赈。”第三,则是“自救仓”。从仓的名称就可以看出,这是一种督促百姓自行备荒防饥的仓储形式。吕坤将此视为“民间第一要务”。其法为:“中人以上产,每岁所入分为四项,先计粮差之用几何,次计凶荒之备几何,次计衣食之资几何,次计应酬之费几何,岁有余则增凶荒之备,岁不足则损应酬之费,甚者宁减衣食之资,而凶荒之备勿减分毫……乡约报其数目,邻佑稽其虚实,积多者另加优奖,浪费者罚谷入官。”以上“三仓者,一在官,二在民,督责则在有司”\[2\]1124-1125。当然,吕坤也深知:行仓储之政 “会增收放之劳,多奔走之苦”,但是,“民间奢緃自恣,散懒成性,其自积以待凶荒者,百一耳”。故仓储之法不能罢\[2\]952。 吕坤仓储制度建设的构想,笔者发现,吕坤实际上是想以“两利仓”,“乡会仓”以及“自救仓”为依托,建立起一个包括官府、村社、和百姓个人在内的有机互动的灾荒慈善救济体系。在这个体系中既有官府的支持,也有好义之人的善举,还有百姓的平时储备。吕坤对自己设想的救济方式,也很有信心。他劝告百姓:青黄不接之时,“百姓家自家有得一半,官再助些,可以接济熟头,捱出性命”\[2\]955-956。这也提醒笔者,在面对灾荒之时,平时的自我储备和他人临时帮助的结合,比单纯地依赖外部救济往往要有效地多。四、结语综上所述,吕坤这位明代思想家对慈善有着自己的理解。他主张为善而行善,其慈善动机十分单纯。吕坤希望通过劝导和奖励的办法来鼓励当时的人们行善,并通过乡约来强化人们的慈善意识。但是,他坚持将自愿作为慈善的原则,不强迫他人行善。吕坤在仓储建设上主张:官府,村社,百姓三者共同行动起来,储粮备荒。这在当时无疑是先进的。首先,三方共同应对饥荒,分散了风险,提高了对灾荒的应对能力,确保了救助的有效性。同时,也有助于提高当时人们的备荒意识,将自我救助和他人的施善行为有机的结合起来。吕坤对残疾人救助的构想虽然不是很完备,但是也给人以很大启发。他不仅阐明了对残疾人救助的重要性,而且还给予残疾人人格上的尊重。在救助的具体方式上,吕坤主张将“收养”和“学艺”结合起来。这说明,“教养兼施”作为一种救助理念并不是近代中国的独特产物,至少在明代已经出现了。不仅如此,吕坤坚持因材就业,为残疾人提供符合自身身体状况的技能培训。此外,在技能培训的同时还为学艺的残疾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。这一点,不但在当时是值得赞许的,而且对今天的残疾人就业工作的开展,也是有所启发的。从吕坤对残疾人救助构想中,我们可以发现,吕坤的慈善思想有着非常强烈的道德教化的色彩。在笔者看来,这正体现了吕坤的慈善思想的时代特点;因为当时的慈善事业目标大都是通过行善来灌输意识形态,从而缓解当时的社会焦虑,以维护传统的社会秩序及价值\[7\]。[参考文献][1] 张廷玉.明史\[m\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0:3965.[2] 王国轩,王秀梅.吕坤全集\[m\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8.[3] 程利英.试论明代北直隶的地方支出——祭祀与乡饮酒礼\[j\].宁波大学学报(人文科学版),2009(3):72.[4] 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.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:48?史部?政书类\[m\].北京:书目文献出版社,1998:346.[5] 吴晓龙,陶学荣,陶 睿.乡约与明代乡村社会治理——以《醒世姻缘传》为例\[j\].甘肃社会科学,2006(5):206207.[6] 连清川.慈善的本质\[j\].新一代,2010(8): 16.[7] 梁其姿.施善与教化——明清的慈善组织\[m\].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,2001:30731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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